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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玛希....

「德国模式」失灵?

发表时间:2022-03-04 点阅: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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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经济于梅克尔执政的2010年代中期达到了亮眼的高峰:出口增长强劲、国民消费力稳定上升,失业率也降到了数十年来的新低。

相较于接连遭逢金融危机与不景气动荡的欧盟邻国,德国可说是逆风呈现了一枝独秀的态势。

也正是在这个脉络下,所谓的「德国模式」 ―― 以传统汽车引擎与机械设备为核心领域,透过长期技术累积与完善产学整合的优势,所建立之高度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乃备受外界瞩目。

然而,在光鲜亮丽的表面下,近年来德国产业界则普遍弥漫着危机感 ―― 面对2020年代国际政经局势的各项新挑战,持续吃著老本的「德国模式」恐将失灵,若不大刀阔斧进行变革,德国可能会步上类似日本1990年代衰退的后尘,甚或沦为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二流国家。

根据智库科隆德意志经济研究院(IW Köln)在2021年9月发表的研究报告,德国经济正面临以下4项严峻的挑战:


 
数位化居劣势 拖延产业转型
 
产业数位化指的是,将制程或产品进行虚拟化与互联,进而运用数据与演算法提升效率与品质,乃至于发展出以提供服务为获利主轴的商业模式(即Anything as a Service╱XaaS)。

面对美、中、韩等主要竞争对手,德国在市占率、关键技术专利数,乃至于新创产业的发展上,皆明显居于劣势,原因可归结为以下三点:

首先,德国对网路基础建设的公共投资长年不足,在速度与覆蓋率上都远远落后竞争者。

德国网路速度超过每秒1,000Mbit的普及率只有5成左右,费率也偏高,除了久为德国用户诟病之外,更严重拖延了产业数位转型。

其次,在软体方面,德国亦不能满足数位化的需求。

例如关于电子政务(E-government)的实施,德国仅位列全球第25名,落后于所有主要竞争对手,甚至低于欧盟各国的平均水准。

而关于企业取得开放资料(Open Data)的容易程度,德国同样落于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的后段班。

另如德国法规对于个资使用的规定仍有相当多灰色地带、行政作业冗杂繁琐等因素,在与竞争对手相较之下,更不利于推动数位转型与招徕新创投资。

最后,德国产业界的传统包袱较重,面对创新需要较多的调适。

举个例子,至今仍有2/3的德国企业仍在使用传真机,因而德国被讽刺为「传真共和国」(Fax-Republik)。

德国产业的数位化目前主要仅实现于资通讯、汽车制造、电机设备、企业服务等四个领域,且特别集中在大型企业。

其余重要领域如贸易、交通运输、其他制造业等,数位化指标皆远远落后。

最主要的问题是产业界仍普遍缺乏数位化的想像,此类情况诸如:高达53%的受访企业都不清楚数位化能为自己带来什么发展前景,只有1/3企业有具体的数位化策略,而德国制造业中能充分运用数位资料者也仅有28%;

此外,德国企业对电子商务经营模式也相对生疏,尤其在B2C的领域已落后美中企业太多,目前主要只能寄望未来在B2B领域开拓空间。


 
减碳成绩不及格 绿色转型得加把劲
 
欧盟执委会已于2019年底提出《欧洲绿色政纲》(European Green Deal),力推在2030年减碳50%、2050年完全实现碳中和。

德国的碳排量在梅克尔执政时期不减反增,已屡遭各方批判,减碳成绩可谓不及格。

如今为了达成欧盟的气候目标,也势必要加速推动绿色转型。

绿色转型目前也是德国产业界的普遍共识:超过7成的企业皆对自身能否成功转型抱持信心,约5成认为《欧洲绿色政纲》为他们提供了投资新科技的积极诱因,更有7成在追求碳中和的世界趋势中看到了市场新商机。

尽管德国企业态度多倾向乐观,但现实问题是:绿色转型意味着要彻底升级各产业的生产与经营模式,而数位化正是实现此一产业升级的关键工具。

如上一点所述,德国目前仍欠缺良好的数位化条件,这将在根本上拖累产业绿色转型的进度。

然而,绿色转型也意味着产业洗牌的风险,这种风险对于作为德国经济命脉的汽车制造业尤其明显。

德国汽车业的技术优势仍是传统燃油车,而绿色转型的关键技术如电动引擎、车用电池、充电相关周边基建,乃至于AI驾驶等,德企皆已落后美中竞争者。

绿色转型的要求今后将更加凸显德国汽车业在新兴技术上的相对劣势,在此情况下,德国能否继续维持全球汽车龙头的地位,充满高度不确定性。

此外,绿色转型的趋势也必然会连带冲击德国燃油引擎制造的庞大周边产业,其中多是传统上享有「隐形冠军」之誉、作为德国经济中流砥柱的中小企业。

这类中小企业特色是高度专注于特定技术,面对转型变革的成本与风险相对较高。

根据调查,此一领域目前已有42%的从业人员皆对该产业的未来感到忧心。

总而言之,绿色转型虽然是德国产业的共识与趋势,但具体要如何实现仍有待努力。

只是,从汽车制造业的例子可知,德国经济的命脉直接与绿色转型的成败绑定,无论从环保或从经济的角度来思考,德国都没有失败的本钱,挑战可谓相当严峻。

 
科技人才短缺  疫情来袭雪上加霜
 
无论是数位化或绿色转型,都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然而人才问题却正好是德国的软肋:德国已进入高龄化、少子化社会,各行各业皆已普遍出现专业人力缺口,在所谓「MINT」(Mathematics╱Informatics╱Nature science╱Technology)领域更是如此。

有2/3的企业表示,人才荒的问题在未来5年内即将对其营运产生严重影响;另有超过5成的企业认为,其数位化升级最大的障碍是聘不到相关人才。

此外,德国目前也严重缺乏公共建设的规划人才与产业升级的行政人才,有2/3的公家机关都正面临相关专业人力缺口,而必须与私人企业抢人。

产业数位化与绿色转型的挑战需要大量公共建设的支持,而公部门与私部门抢人才的局面,无疑会造成双输的结果。

专业人才荒的问题又因为疫情影响而雪上加霜:

(1)德国相当仰赖技术移民来填补国内缺口,但疫情大大地限制了跨国人才的流动;

(2)疫情期间学校停课、大学远距上课等情况,都增加了往后数年内产学衔接的困难;

(3)由于产业营收受到疫情冲击,也连带影响了对研发与培训的投入。

概括来看,德国的人才荒源于其人口结构的问题,短期内无法根本解决,只能更加积极吸引外来专业人才补缺,为此也需要再检讨技术移民相关法规的弹性。

 
继续「热切拥抱」? 中国市场面临两难
 
前述三项挑战都涉及德国本身的经济体质与条件,第四项挑战则来自外部,亦即中国。

德国的出口额占GDP比高达88%,远较其他OECD国家更依赖出口贸易,也更容易受到外部情势波动的影响。

梅克尔时期,德国热切拥抱中国市场,中国终而超越美国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

同时却也因美中竞争白热化,中国经济走向内循环并加重保护主义,政治走向高压严管,使得高度依赖中国市场的德国面临了极大风险。

首先,中国积极推动在地生产替代进口,产生了一推一拉的效应:一方面将排挤德国商品的进口,另一方面也诱使不少德国企业将生产、营利,甚至研发部门转移至中国而「去德国化」,例如汽车零件制造商伟伯思通(Webasto)就是代表案例。

再者,中国政府持续透过国家补贴与制度保护等不公平竞争手段,让德企面临高度竞争压力。

特别是在关键高科技领域,例如电动车、太阳能、数位化、人工智慧等,中企都已领先德企,而国家补贴亦扮演重要因素。

根据调查,高达9成的德国企业都认为中国对手的优势相当部分来自国家补贴,因而要求德国政府向中方强硬施压以保障公平竞争的呼声甚大(这也是亲资方的自民党对中态度一向强硬的重要原因)。

最后,中国政治走向高压严管,大大增加了德企遵守规则的成本与违规受制裁的风险。

此外,中国亦能以国安为由,要求德企提供关键敏感资料,或要求对中出口的德企将相关资料储存于中国在地的伺服器等等,都对德企造成不利影响。

数位化、碳中和、人才短缺、中国两难,这四大挑战都是梅克尔时期留下的待决难题,也将决定2020年代德国经济发展的基调。

德国2021年12月在继任总理萧兹(Olaf Scholz)领导下成立的新政府,也将以与前政府不同的策略来回应上述挑战。

德国新政府由社民党(中间偏左)、绿党、自民党(亲资方的新自由主义)联合执政,试图结合社会正义、气候政策、产业数位化三项议题,走出三者相辅相成而不互斥的经济路线。

其产业政策的重点如下:

1、更积极推动能源转型,将废除燃煤的时限提前至2030年,全力扩张太阳能与风力发电,实现到2030年绿能发电占比80%的目标。

具体措施如强制规定新建物安装太阳能发电板、2030年太阳能板装设数增加3倍、保留公有土地面积2%给陆上风力发电、明确提出当地环境保护与兴建风力机组冲突时,以后者为优先的原则等。

2、以国家补助为工具,全力发展电动车,目标是2030年让1,500万辆电动车上路,并且将德国打造成电动车的世界龙头。

3、通过高额减税等手段奖励碳中和与数位化的新创投资,并大幅简化行政程序、加速规划与审批流程、增加数位行政人力。

此外亦特别强化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的角色,鼓励私有资本投入高科技新创。

4、扩大在人工智慧、量子运算、数位人才培训方面的公共投资,以期同时实现数位化与绿色转型。

德国产业界普遍肯定新政府的施政重点,但也批评具体政策细节仍不明确,目前政策宣示的意涵仍大于实际意义。

此外,新政府对于中国市场的两难问题,立场也仍然模棱两可。

总理萧兹倾向延续对中缓和的梅克尔路线,但执政伙伴绿党与自民党皆倾向强硬,亦有可能考虑利用2021年搁置之《欧中全面投资协定》(CAI),作为重新谈判的工具来施压中国。

整体而言,我们应可期待2022年的德国能开出与梅克尔时期不同的经济路线,尽管这仍有待后续观察。


 
►►本文作者为国际新闻评论专栏作家、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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