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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Stella Hua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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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0-03-27 点阅: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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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Jérémy Stenuit on Unsplash

 

源自动物的传染病

大部分,甚至所有独特的文明传染病,都可能是由动物传给人类的。由于人类和家禽、家畜的接触最密切,因此目前许多常见的传染病,都发现与某些家禽、家畜疾病有关,这点并不令人讶异。

 

例如,麻疹很可能和牛瘟或犬瘟热有关;天花则已确定和牛痘以及一大堆其他的动物传染病密切相关;至于流行性感冒,则是人猪共通。的确,按照正统教科书的记载,目前人类和家畜动物的共通疾病数目如下:

家禽  二十六种,

鼠   三十二种,

马   三十五种,

猪   四十二种,

羊   四十六种,

牛   五十种,

狗   六十五种。

 

这些疾病有许多重叠之处,因为除了感染人类之外,同一种传染病常常也会感染好几种动物。此外,由于某些传染病非常罕见,而有些又非常普遍,因此单看上述统计,并不是很有意义。话虽如此,重叠数量还是能够暗示我们,人类和家畜动物间的疾病关系有多么错综复杂。而且它也明白显示出,人与动物的密切程度愈高,共通疾病就愈多。

 

除了源自家畜动物的疾病外,人类也可能因为卷入某些野生动物的疾病循环中而致病。譬如,源自穴居齧齿动物的淋巴腺鼠疫、来自猴子的黄热病,以及来自蝙蝠的狂犬病等,都是这类险恶传染病的例子。

 

寄生物在新宿主之间转移的情况,从来不曾停止过,即便在近代也一样,有时甚至造成突发、剧烈的后果。例如在1891 年,牛瘟席卷非洲,杀死大量牧牛、羚羊和其他野生动物;但这次疫情实在太突然且太惨重(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九十),反而使疾病本身没法发展成地方性疾病。相反的,它在几年后就消逝无踪,理由恐怕是因为缺乏还活着的易染病有蹄类动物可供感染。

 

1959年,一种名叫欧尼恩热病(O'nyong nyong fever)的人类新疾病,出现在乌干达,很可能源自某种猴类病毒。这种疾病传播得又快又广,但是在本案例中,它对人体造成的影响却很轻微,而且能引发适度的免疫反应,因此复原也很快。结果,欧尼恩热病和牛瘟一样,也没能发展成地方性的人类传染病。相反的,它神祕的消失了,就像当初它神祕的出现般。也许欧尼恩热病是撤退回树冠区域了,那儿很可能是它的发源地。

 

十年后的1969年,另一种远较欧尼恩热病更致命的疾病,出现在奈及利亚,称为拉萨热(Lassa fever),这是由医疗站里最先发现它的一群西医命名的。这种新疾病最后在1973年追踪回齧齿类动物身上,牠们可能是该寄生物的主要宿主。因此,适当的防疫措施于焉展开,以压制这种疾病。

 

当某特定区域内的人口数大量增加,同时又栽种及畜养了某些新的植物及动物,我们不难想像出一连串以下的情节:传染病必定会反复由动物宿主转移给人类,尤其是那些与人类有密切接触的家畜动物。

 

当然,这类感染可以多边进行。譬如,人类有时也会把疾病传给家禽、家畜。同样的,在家畜、家禽和野生动物之间,不论是同种或跨物种,都有可能互换传染病,这是由接触机会以及潜在宿主的易感程度来决定。

 

换句话说,当人类行为扭曲了大自然的动植物分布模式后,致病寄生物和人类一样,都能成功抓住大好时机,占据连带产生的新生态区位。人类的成功意味着,动植物的多样性变低但数量却增多了,对寄生物来说这算得上是改良的饲育所,因为只需要侵入一种物种,就能大肆繁殖;虽说几乎所有病毒以及大多数病菌,在侵入宿主后,都只能活跃数天或数周,然后宿主体内的抗体,就会出面干预它们在个别宿主体内的发展。

 

 

微寄生与巨寄生异曲同工

 

在继续讨论疾病史之前,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在传染病的微寄生,与人类政治、军事行动的巨寄生之间,颇有类似之处。只有在文明社群已建立起相当程度的财富及技术之后,战争与掠夺才有可能成为符合经济效益的事业。但是,在以武力夺取农粮时,如果饿死了太多农事劳动者,将会是一种很不稳定的巨寄生形式。然而,这类事件的发生率,频繁到足以拿来和1891年非洲牛瘟的侵袭做比较,那次大流行摧毁的宿主数量之多,使得任何稳定、持续的传染病模式,都无法建立。

 

在文明史早期,成功的掠夺者渐渐变成征服者,也就是说,他们学会了如何打劫农民:抢走部分农获,但不能全部拿走。在尝试过几次错误之后,自会出现平衡之道。因此,农人学会生产超过他们维生所需的粮食作物,以便在这样的掠夺下,求取生存。

 

这种生产过剩,也许可以视为对抗人类巨寄生的「抗体」。成功的政府能令缴交租税的人民,具有对抗重大掠夺以及外来入侵的「免疫力」,方式就好比轻微感染能够使宿主拥有对抗致命疾病的免疫力一样。疾病免疫力的形成,是借由刺激抗体的产生,并将其他生理防御能力提升起来;而政府在提升「免疫力」以对抗外来巨寄生时,采用的方法是刺激食物及原物料的产量,以便供养大量武装精良的军人。

 

上述两种防御反应都会造成宿主的负担,但是比起反复遭受突如其来的致命灾难,这份负担可以说是轻多了。

 

建立成功政府的结果是:创造出一个相对于其他人类社群来说,更为强大可怕的社会。训练精良的军人,几乎轻而易举就能击败那些整天忙着生产或寻找食物的人。此外,我们很快将讨论到,从流行病学的观点来看,一个病得恰到好处的社会,让已成为地方病的病毒及细菌感染,能借由不断侵入易感染的个体,持续激发抗体形成,这样的社会比单纯、健康的人类社会更为强大可怕。因此,导致强大军队和政治组织形成的巨寄生,可以对应到导致人体产生免疫反应的微寄生。换句话说,把战争和疾病连在一起,不只是巧妙的比喻,因为传染病是如此接近并尾随在军队身后。

 

难缠的感冒病毒

 

另一类在未来仍对人类有着重要性(至少有此潜力)的流行病,最佳例子莫过于1918年至1919年间的流行性感冒。流行性感冒存在的时间已经相当长久了,而且它的流传之快,引发的免疫期效之短,以及这类病毒的不稳定程度,都非常明显。

 

1918年至1919年,美国、欧洲及非洲军队在法国北部会合,为流行病的现身提供了空前的大好机会。新型的病毒出现了,事后证明,这些新病毒对人类宿主杀伤力非凡。这种病传遍地球,几乎感染了全球的人口,并且杀死了二千万以上的人。当流行性感冒的疫情达到高潮时,医药人员及设备几乎立刻承受超重负担,而且卫生服务一般也都停摆;但是,由于这类病毒的特殊感染方式,危机很快就过去了,因此只不过数周后,人类又可以开始例行作息,而流行病则快速消失了。

 

1918 年后,研究人员经过一世代的研究,建立了三种已知的不同病毒株;而且也有能力创造出对付它们的疫苗。然而,问题没有这么简单,因为流感病毒本身很不稳定,每隔一小段时间,就会改变它的化学结构细节。因此,只要出现任何一波广泛的新流行,研究人员几乎都可以肯定,引起这次感冒的病毒其改变程度,必定大到足以逃过去年疫苗在人体血液中制造的抗体。

 

因此,流感病毒的变化,以及其他传染病原生物的突变,可能性依然很高。例如,1957年时,一场新的「亚洲型」流感病毒在香港出现;但是,它在美国发展到流行病程度之前,对抗这个新病毒的疫苗早已大量制造完成,数量多得足以影响这波流行的发病率和强度。然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公共卫生管理当局具备敏捷的步法,也需要私人企业毫不迟疑的参与辨识新流感病毒,以及大规模开发并制造疫苗。

 

即使没有突变,大自然里也永远有可能出现下列情况:某些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寄生物,突然逸出熟悉的生态区位,而使得遍及地球的密集人口,又遭到另一波全新、毁灭性的死亡灾难。例如,近年霍乱在印度及东南亚暴发,就是因为一种原产于印尼苏拉威西岛的新型弧菌,在孟加拉境内及周遭几乎所有「典型」霍乱弧菌起源的地区,成功的取代了原先的霍乱弧菌。关于这类无法预知的生物波动,还有另一桩近代发生的例子,包括发生在奈及利亚的拉萨热,以及发生在乌干达的欧尼恩热病的神祕起落,这些在第3 章曾经提过。

 

第三项可能会发生的糟糕结果,在于为了瘫痪敌国人民而进行的生物战研究,在散播致命病原生物于敌方时,有可能会为部分地区(或是全世界)酿成流行病大灾难。

 

除了这些可以想像的灾难之外,很显然,人类还是必须固守在食物链里限定好的位置上。过去一百五十年来,由于公共卫生策略的成功,造就了人类数目激增,对于粮食供应也造成了压力。其他肇因于人口增加所产生的压力,也以各种方式展现出来—不只是流行病学,也包括社会学、心理学甚至政治学。

 

鉴往知来

 

科技和知识,虽然曾大大的为多数人扭转了疾病的自然发生过程,但却从来没有(而且就事物本质来看,也永远不可能)把人类从古老的位置上解放出来,这个位置正是介于「肉眼看不见的微寄生攻击」以及「由某些人对其他同类进行的巨寄生」之间。

 

当然,古早年代的单纯两极分法,也就是把人类社会简单分为粮食生产者,以及倚赖前者维生的人的这种方法,早已深深改变了。这是因为发展出科学化的农业,而且粮食生产者如今也能由其他不直接生产粮食的人那儿,得到其他类型的服务。话虽如此,如何调适生产者与消费者关系的老问题,却依然以复杂的方式存在,即使是在这机械化以及官僚化的时代。

 

当然,从来没有任何长久、稳定的模式,能够确保这个世界对抗地方性(假使不是全球性)的毁灭性巨寄生的扩张。一次世界大战及二次世界大战,全都导致地方性的毁灭;而且战争或革命尽管目的各有不同,都可能如同以往般,再次造成世上众多人口的饥馑与死亡。

 

从另一方面看,人口数目的激增,其实反倒确定了粮食供应与人类饥饿之间,所存在的余裕将会快速消失,使得应付异常危机的缓冲时间愈来愈短。危机一旦真的发生,医生、农夫、行政人员以及所有维持现代社会物品暨服务通路的技术,都会是维持现存人口数目的关键因素。

 

回顾过去这几世纪以来奇特非凡的纪录,没有人敢笃定的说,未来不会发生意想不到的突破,扩张到目前无法想像的范围。假以时日,生育控制也许会追上死亡控制。某种类似人数与资源间的稳定平衡关系,可能会自我界定出来。但是就目前及不久的将来而言,很显然,人类依旧处于地球上已知的生态变动中,最剧烈也最特异的阶段。因此在不久的将来,正如人类的过去般,微寄生与巨寄生间现存的平衡中,出现的不会是稳定性,而会是一系列的剧烈变迁和突兀的振荡。

 

想了解等在我们前方的东西,就像要了解我们过去所经历的东西般,绝对不能忽视传染病所扮演的角色。我们能改变巧思、知识以及整合组织,但是不能消除人类容易遭受寄生物侵入的特性。传染病在历史上出现的年代早于人类,未来也将会和人类天长地久的共存,而且,它也一定会和从前一样,是人类历史中的基本参数以及决定因子。

(本文内容撷自《瘟疫与人》)